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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学说(简称“董学”)与孔子的学说(简称“孔学”)分别代表后世儒学(有称“新儒学”)和先秦儒学(主体为孔学)，在两学关系上历来有两种观点，一是董仲舒承袭了孔学衣钵并发扬光大，形成了董学的大一统思想体系。另一观点是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董学)与先秦儒学(孔学)不是师承关系，而是借鉴关系。这种粗线条地探讨两学的脉络关系的形成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定性。

新近出版的《董学与孔学的正本清源》(张珂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孔学与董学的关系做了再探讨，作者以独特的唯实研究方法，溯源逐本、研精殚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集思成著，自圆其说地提出第三种观点，认为二者的关系是“托孔入世”。作者意在抛砖引玉，乞贤求教。这种做法彰显了学人继绝学的探索勇气和学术担当。该书有以下几点骇俗新意。

一、重新评价了董仲舒的历史地位，提出了董仲舒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奠基人。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思考董仲舒与孔子在文化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地位上，有了一个不同于常识性的定论观点，即董仲舒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奠基人。

董仲舒的地位评价一直是学界和政界的一个核心热点问题。以往传统定性观点是，董仲舒使由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使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的正统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提出的大一统思想主宰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带来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倒退。

最新考古表明，睡虎地遗址出土简牍和张家山遗址出土简牍对比研究表明，汉代比秦代在制度、思想、法律、文化等方面更为倒退。例如，在秦汉法律比较上，秦律(见睡虎地遗址出土简牍)和汉律(见张家山遗址出土简牍)最大不同之处就是，秦代是案例制，汉代则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断案依据，“引经决狱”“春秋断案”。 正因如此，汉代史学家荀悦评价说：“汉豪强之暴，酷于亡秦。”这表明汉代的做法比前朝确实有所倒退。后世把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倒退都归结为董仲舒所为，因为他首倡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比于孔孟的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客观真理问题上，没有提供新的东西，而且还使人的认识更远地背离了客观真理。

实际上董仲舒并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主张的是“诸不在六艺(“六艺”与儒学无关，孔子“儒术”是流末—作者)之科、孔子之术(不是指儒学，而是指西周王官之学—作者)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见《天人三策》)。汉武帝也从来没有诏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明确提出过“悉延百端之学” ，汉代史学家班固总结汉武帝功绩时概况为“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一位南宋时期的学者曾把董仲舒的主张概括为“下陋释老，独尊儒术”。

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源于近代民国学者易白沙。他总结提出过：“汉武当国，扩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术。欲蔽塞天下之聪明才志，不如专崇一说，以灭他说。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利用孔子为傀儡，垄断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见《孔子平议》1916年)。梁启超认为，这种提法是民国初期受日本历史学界(久保天随等著《东洋历史》)的研究观点影响，是“拾其说而张大之”(《新民丛报》)的结果。可见，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近代受日本史学界观点影响概括后加在董仲舒头上了。

实际上董仲舒毕生治经著述、承陈抟易、广采博纳，致力于“悉延百端之学”。他根据统治需要，在以继承了儒家孔学的核心思想内容作为治国理念，同时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 接受和发扬了礼法并重、刑德兼用(荀子)的理论, 大量吸收了“兼爱”、“尚同”的理论(墨家), 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家), 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对先秦诸子的各种思想理论的整体综合，对孔子的儒学进了纳百家补充后发展出了董学，实际是以儒家为依托，兼收道、法、墨和阴阳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必仁且智”的独特思想，其对儒家进行了改造，并发生了理论内容的变革，与春秋时期孔子儒学相比，内容上更丰富更广博了，和孔子儒学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至少从思想体系看二者是截然不同，董仲舒糅和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依托的新的思想体系。

谭嗣同评价董学与孔学的关系是“儒表法里”，儒家在董学中只是一个形式，董学的核心内容是法家思想。该书第五部提到，董仲舒这种改造，实际上是一种“托孔入世”的策略，学术界的误读造成了中国哲学史“董冠孔戴”现象的滥觞。

二、重新定位了董学的历史地位，提出了董学是中国文化和哲学传承的主线。该书在考察董学与孔学的关系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和哲学史的发展主线不是孔学而是董学。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哲学史的核心和逻辑主线，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孔子是中国传统哲学史最核心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哲学史的常识性结论。本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董仲舒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董学才是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文明的主旋律。该书对董学与孔学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在第四部分对二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以及评价了董仲舒对后世二千多年的影响。

孔子儒家思想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主体，主要是从上古的经典《六经》传承来说的，孔子以前已经形成了《六经》等经典，这些经典都是是夏书、商书、周书三代文明文化的精华。据《史记》等典籍记载，孔子删定整理了《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古代文献，将其系统化并作为儒家传教的核心典籍。虽然《乐》在汉代后失传，但其余五经通过儒家学派传承，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孔子在传承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使六经的内容得以保存并在后世广泛传播。并且儒家与先秦各家最大不同，就是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也正是通过儒家世代努力传承至今。所以，后世把传播和保存六经的贡献都归于孔子。

实际上孔子或者儒家所传承的“六经”，是从上古遗留下来的众多典籍文献中删定选择一少部分编纂成的，是由儒家学派根据其学派需要(例如，儒家自古经营丧葬入殓业务， “儒生多以治丧相礼为生”《墨子-非儒篇》，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之《要》篇所引孔子言“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选择性地传承了上古典籍文献，有些孔子认为没有必要传世的不取，并不是全面传承了上古文献，绝大部分上古文献没有被儒家传承。

这种为我所用的传承，导致儒家思想一直没有成为主流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兜售其理论，无人问津，秦籍墨家立国，以法家治国，甚至汉初儒生还遭遇开国皇帝刘邦的“取儒冠以溲溺”，从建汉到文景之治一直都推行“黄老之道”作为统治思想。汉初八十多年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导致诸侯林立，危机刘氏大汉江山统一，武帝急需加强中央集权，所以，重提春秋大一统做法，导致儒学复兴，特别是武帝启用的宰相田蚡(窦太后的外甥)最早把不治儒家的五经博士官一律罢黜，从官学中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言，实际上在董仲舒之前，袁固生、田蚡等儒生都倡导复兴儒学。

但是，董仲舒奠定了汉代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内容，奠定其理论基石。这主要是因为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听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见《春秋公羊传》)。汉武帝时代形成的大一统理论是一个庞大综合体系，它包括落下闳的天文思想、主父偃的政治思想、桑弘羊、赵过等人的经济思想、袁固生、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等儒生的儒学思想、卫青等的军事思想，等等，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汉代武帝的大一统理论体系，其中，董仲舒提出的所谓“春秋大一统”思想不过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这一小部分却是整个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哲学理论内容。所以，君权神授，只要天不变，道就不能变，就必须维护大一统，这种思想成为正统意识形态主宰了中国社会发展两千多年。毛泽东曾批判董仲舒：“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见《矛盾论》)

可见，董仲舒是博采春秋百家之长而建构起了一套新的董学体系，特别是编制了一套“三纲五常”伦理规范，高度地集中地代表了历代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自武帝以后董学(后世称新儒学)一直主宰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为封建社会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治举措甚至是改革措施。

三.重新评价了公羊学派的作用，认为基于董学构建的“公羊模式”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该书考察了公羊学派的发展历史脉络以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董仲舒与汉武帝根据先秦儒学创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即董学，实质上是借孔子立言，“托孔说世” ，代王者立法，为万世立法，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公羊模式”或称“公羊秩序”，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使中国文明发生了质变。经世致用之学。

“公羊模式”作为外王之学，是治理春秋乱世的礼法模式，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经学经文之一，《公羊传》所确立的政治制度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几千年。《公羊传》核心思想就是如何通过伸张正义把“乱臣贼子”的“戮内掠外”社会乱象经过“拨乱反正”建立王道国家，致力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兴旺，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学派始自战国时的齐人公羊高，以后又长期在公羊家族中传承而得名。西汉初期，经过“黄老哲学”的休养生息之后，出现诸侯林立局面，需要建立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受到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司马迁曾评价董仲舒：“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见《儒林外史》)，董仲舒是将《公羊传》论改造成符合汉代大一统需要的主要贡献者。东汉末年最大的《公羊学》学者何休，用十七年时间潜心研究继承汉初以来“公羊学”，何休自序云遵照胡毋生的“条例”，但是他还是钻研了“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学说《东塾读书记》后，撰成自己的《春秋公羊解诂》。

董仲舒作为汉代《公羊春秋》大师，广采博纳，他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就是当时相当流行的“春秋断狱”说。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春秋》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 把《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作为汉王朝的法典固定了下来。这样,孔子儒学就开始与汉朝社会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董仲舒的《公羊传》在汉代显兴于世， 魏晋以后始终没有得到青睐，到清代中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后公羊学派开始出现，特别是乾嘉年间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的兴起，以《春秋公羊传》为研究对象，重提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思想，标志着公羊学派的重新崛起。庄存与(《春秋正辞》)、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宋翔凤(《论语说义》)、凌曙、龚自珍、魏源、陈立(《公羊义疏》)、康有为(《托古改制》)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主张“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实现拱奉王室，垂拱而治。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东汉末何休所谓《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义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魏的传统， 从皮锡瑞、廖平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是源于龚、魏假“公羊政制之义”进行维新变法，实现“托古改制”。

四、对孔学和董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比较分析。

该书对孔学与董学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比较。在第一部中，重点论述董学的本质，集中分析了董学的体系，涉及核心概念体系、方法论等政治哲学、教化论以及在国家体制方面的设计和政策建议诸方面。第二部是孔学的本质，集中分析了孔子的思想，涉及核心概念体系、理念、方法论。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为“三纲五常”，“三纲”主要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主要是“仁、义、礼、智、信”。其与孔子思想的主要区别在于，孔子孟子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没有“三纲”的。孔子确实主张要讲分明的社会等级，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董仲舒与孔子提出的社会等级秩序都是属于道德规范要求。

“五常”也是做人的五种行为规范，但是现今传世的儒家“五常”的思想，根本上讲是源于墨家的思想，孔子承袭，孟子延申，董仲舒光大后而形成的。 最早墨家学派提出了“五常”, 内容包括“礼、义、爱、信、忠”，并且墨家学派还进一步解释了“五常”的含义分别是指：“礼敬、义恪、爱恭、信严和忠畏”(见考古最新发现的清华简《五纪》篇)，从中可以发现，墨家“五常”是讲忠信思想的。 而郭店遗址出土的楚简中，儒生子思在《五行》把先秦儒家的五种行为总结为“仁义礼智圣”，可见，先秦儒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不提倡讲忠信的，主张圣德、圣言和圣行。“君子贞而不谅”(孔子)，“言无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千人千义”(孟子)。所以，孔子思想只讲“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是董仲舒综合了墨家思想，扩充为“仁、义、礼、智、信”的，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五常思想。“五常”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都是正能量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内容的“五常”理念，也是我们人类世界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做人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做一个好人的基本准则。

孔子的天命观是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而董仲舒的天命观主要讲的是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是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是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说法古人有精炼的认知概况，例如，“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立天之道，以定人也”(《黄帝阴符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就有这样的话：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这就是其以自然规律来端正人性，达到存天理定人性的依据。

董仲舒宣扬皇帝是“代天治民”，神化封建统治，带有神学倾向，吸收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容,宣扬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结合了儒家、阴阳家等学说建构的，总体上是强调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如果天子(皇帝)违背了天意，施行暴政，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警告;如果顺应民心，施行仁政，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他的这种带有迷信色彩天人感应观点，对约束封建专制皇帝的行为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由于天人感应理论，导致汉代君主在灾害发生以后常下诏罪己，并依此实行了一些惠民的政策。汉代最早因灾难下罪己诏的皇帝是汉文帝，下诏悔过，说自己：“人主不德，布政不均”。 汉武帝时期于公元年89年在轮台下诏罪己，下令减轻赋税发展农业，一改前期毫无休止征发民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在汉代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灾异天谴理论，往往将自然界出现的灾害视为上天对君主人臣的警示，君主往往在此时检讨自身过失，以求痛改前非，这也是制约不断膨胀君权的最后一道人为天谴防线。

董学的天谴灾异说是继承了《春秋公羊传》中的一些思想，也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这在其“董氏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 董仲舒治《春秋公羊学》与孔子还是有很大不同之处的，孔子的《公羊传》在申明微言大义时，过于隐晦，董仲舒则对《公羊传》中的辞序解释进行了理论性概括，并进一步推见至隐，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董仲舒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创造性地建构出其天人之道理论的，而孔子的《公羊传》则主要以义传经，通过书法或笔法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在《公羊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其解释方法和理论体系，特别是在序辞的微言大义和天人之道的建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书通过对孔学和董学的概念不同的对比， 进一步印证了两学之间的概念内含不同、体系不同和目的方法的不同。

作者/牟岱

(作者： 牟岱系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 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导， 辽宁省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特聘智库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