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日报

摘  要：《泰东日报》创建于清末民初，作为大连地区乃至东北地区第一家且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其创刊后于1918年至1931年期间，在东北地区较早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本文在梳理《泰东日报》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了《泰东日报》在东北地区进行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作用：介绍了世界革命情况;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了列宁主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宣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事实证明，《泰东日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早期传播的主要渠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详见下面正文：

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牟岱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挖掘传承，2021年6月25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讲话时强调：“加强革命历史研究，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2021a)新时代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成果非常多，这些研究成果深入地挖掘了建党前后的革命红色文化。

纵观以往的研究，多是关注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1916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毛泽东在长沙等地区创办《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的理论传播和传播活动的研究，并奠定了这三位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地位和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在建党前后在东北地区的传播研究，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本文以大连第一份中文日报《泰东日报》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了该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早期传播的作用和影响。

一、《泰东日报》与进步人士的革命渊缘

《泰东日报》于1908年在大连创办，据记载是大连沦为殖民地后第一份中文报纸，当时是由大连的华商公议会资助并聘请日本汉学家金子雪斋(又称金子平吉)创办的。金子雪斋是日本的进步人士，自幼喜欢中国传统经史文化，在日本研读和传授中国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和当时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入的了解，也曾是日本一家报纸的编辑，经常撰写时评文章。与中国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如黄兴、宋教仁、张继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曾经在大连创办了“振东学社”，传播中国古代文化，试图以儒学消弭当时对大连殖民统治的日本人的野蛮风气，试图用教育的力量改变殖民统治。

在创办《泰东日报》之前，金子雪斋曾创办了《辽东新报》，坚持独立和公正立场，聚焦报道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后于1908年年底创办了《泰东日报》，依然坚持立场和文风不迁，秉笔直书殖民统治的真相，挑战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该报创立的早期，与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密切联系。曾经集聚了傅立鱼、张复生、毕乾一、沈紫暾、刘憪躬等同盟会和国民党的爱国进步人士，宣传爱国主义进步思想;也聚集了关向应、陈涛、周东郊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宣传革命思想，并一度成为东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员在大连的一个联络据点。

《泰东日报》创刊五年后，编辑长迟少田就通过《泰东日报》鲜明地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广泛联系国内外进步人士和爱国人士，建立了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泰东日报》作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中文新闻媒体之一，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通过媒体宣传革命思想激发了东北地区的很多人的革命热情。

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优秀指挥员关向应同志早在读书时就接触到了这份报纸，青年时期一度失业闲赋在家(大连金州大关家屯，现为金普新区向应街道关家村)，心里向往的地方就是泰东日报社。他在1922年通过考试进入了泰东日报社，并在营业部工作一年多。其间，他通过刘憪躬和石三一了解了革命思想，通过傅立鱼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列宁的名字，接触到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也是在报社工作期间结识(经石三一介绍)了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等人，认识了共产党，并于1924年经李震瀛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

中国共产党党员吴晓天(安徽奉台县人)1929年开始以《泰东日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并担任共青团大连特支委员和中共大连特支宣传委员。1930年在《泰东日报》上登载红军占领长沙的消息。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的陈涛(又名陈日新，吉林双辽人)1929年以后在大连、沈阳、北京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大连期间，他在《泰东日报》做记者，后于1930年开始做《泰东日报》的总编辑，同时介绍中共东满主要负责人周东郊在《泰东日报》做记者，从其担任《泰东日报》总编辑后，该报纸的革命性越来越突出，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关注，并于1931年2月逮捕了陈涛等4人，以《泰东日报》为据点的革命活动被迫停止了。

二、《泰东日报》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适应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分子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现实需要，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毛泽东(1991:1485)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大连《泰东日报》在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东北地区代表人物傅立鱼(笔名“笠渔”)和日本进步人士金子雪斋的主持下，曾以大量篇幅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当时的世界革命高潮、介绍俄国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道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和活动、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渠道，为马克思主义在东北地区的早期传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一)介绍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宣传马克思主义

《泰东日报》在东北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首先是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为重点，同时兼顾宣传了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1918年《泰东日报》发表了《俄政府之态度与辽东未来之风云》，阐明了俄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西河，1918)。此后该报不断以鲜明激进的革命民主立场，用很多篇幅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做了宣传报道，并发挥媒体舆论的作用，热情声援俄国革命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罗斯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和白匪叛乱的斗争，支持和赞扬旅俄华工参加十月革命的义举，充分肯定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也记述了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宣传了保加利亚、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土耳其、法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表达了对革命斗争的充分肯定和热切期望。

“过激风潮，掀起于俄，响应于德，旋转于巴尔干半岛，余音微润，遍于环陆，今意大利又见告矣……风卷云涌，雷轰电澈，吾以为囊括全世界不过转眼时日耳”(《泰东日报》，1919年4月30日)，热情地讴歌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并有力地痛斥了维护旧世界的反动势力，“当此世界潮流日新、民权扩张时代，枉思死灰复燃，不顾螳臂当车，逆世界之潮流、与人心而为敌，其欲不身败名裂、为千古之罪人者，又岂可得乎?”。(《泰东日报》，1921年11月3日)

值得一提的是，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泰东日报》，还能以大无畏的勇气，报道了日本国内的革命斗争和以“三一运动”为代表的朝鲜抗日独立运动，并赞誉“朝鲜爱国志士，乘欧战媾和之机、故君大葬之隙，奔走呼号，运动独立。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虽其事不成，而其情可悯、其志尤可谅也”(《泰东日报》，1919年3月9日)，体现了鲜明的革命导向，这是十分可贵的。

《泰东日报》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诸多报道肯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肯定了布尔什维克党是俄罗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俄罗斯人民拥护的政党。而俄国国内的敌对势力白匪军虽然得到境外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他们，其必然的下场就是灭亡，“盖当今之世，民治方兴，顺民者虽弱犹存，逆民者虽强亦败。彼俄国旧党为民之敌，是以终归淘汰。人民之不可侮也如此”(《泰东日报》，1921年9月13日)。《泰东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的建设情况，充分肯定了苏俄(苏联)建设成就的人民性，肯定了这些成就是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下取得的，是属于广大工农群众的。

《泰东日报》还充分肯定了苏维埃俄国一系列重视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举措，高度赞誉了苏俄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所展示出的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毅力，并呼吁中国人民应以俄国人民为榜样，“即当兹时局混乱之交，重以意外之灾袭至，愈足见来日大难，须予以严重之警戒也。北邻之俄罗斯，当革命后内忧外患纷乱之余，曾受有名之伍系葛(伏尔加——笔者注)河流域旱灾后大饥馑之袭击，以苏维埃政府之应付有方，卒得安然将难关渡过，化险为夷，今已临百废待兴之途矣。彼天灾诚何足畏，所堪痛叹者，今日之中国四分五裂，域内群雄，正汹汹然竭智尽力于争城争地之不暇，是又安能望其协力一心，携我国民，以与灾害为抗耶?”(《泰东日报》，1924年7月12日)

《泰东日报》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始终充分肯定并广泛宣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废除沙俄在华侵略特权的外交政策，大声疾呼尽快恢复中苏邦交，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当局破坏中苏交往的阴谋。十月革命成功后的俄国从1920年开始，苏维埃政权相对稳定了，中俄之间恢复了交通往来，苏俄(苏联)政府专门派遣优林等人组成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使团，来华多次磋商建立两国邦交关系，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受控于背后操纵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影响，只“承认”旧俄政权，不承认十月革命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拒绝与俄国外交使团商议收回旧俄租界、庚子赔款等沙俄侵华时的特权，并对苏维埃革命政权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甚至在中国国内收留和支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匪军残部，站在世界革命浪潮的对立面， 北洋军阀政府的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泰东日报》针对这种局势，在报道中表达了对苏俄(苏联)派遣的来华外交使团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肯定，详细报道了苏俄(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国际主义支援，痛斥北洋军阀当局追随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苏俄革命政权，破坏中苏(俄)邦交，损害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谓俄人不当抛弃帝国时代侵凌我之条约耶?谓俄人不当剿灭我久为边患之俄国旧党耶?谓俄人不当改变帝制时代虐待我侨俄之华商耶?谓俄人不当交还我不平等的治外法权耶?谓俄人不当放弃庚子年威胁我之巨大赔偿耶?谓俄人不当交还帝制时代割据我之中东铁路耶?”(《泰东日报》，1920年12月5日)《泰东日报》的舆论谴责为最终促成中苏两国于1924年5月恢复邦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介绍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列宁主义

《泰东日报》对于东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大贡献，在于其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集中宣传了列宁的思想、事迹和风范，向东北人民展现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伟大导师的风采，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列宁主义。在《泰东日报》对列宁的介绍宣传中，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是傅立鱼以“鹃魂”笔名所作，自1919年11月28日起连载的《六个月的李宁》(李宁即列宁，下同)的长文，高度评价了列宁的历史地位：“李宁冬日之日也……博学多识、和蔼可亲，醉心马克思学说，信仰甚坚，专理内治，成绩卓著，民心多归向之……将校咸尊李宁为‘救世之神’。”(鹃魂，1919)这种宣传报道在当时的中国是振聋发聩的。

在关于列宁的介绍中，《泰东日报》盛赞列宁在内忧外患之际，仍注重儿童教育、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高尚情怀和睿智举措。在《家庭之儿童教育》一文中，《泰东日报》记述，“有日本之某新闻记者，遄往俄都，谒见列宁，以为列宁必有惊人之论，乃即见面，他无所谈，惟详询日本人教育儿童之事云。按世界人士每以列宁为二十世纪之怪杰，当此内忧外患交迫之秋，其胸中乃一唯儿童教育是视，甚矣儿童教育之重大也”(傅立鱼，1921)，将列宁誉为“识时务之快人”(傅立鱼，1920)。对于列宁的严谨、俭朴和睿智，《泰东日报》也感触颇深，“列宁是娶妻之人，非常谨慎，绝无放荡之事。较当今世人可为自重者，而其处世很俭约，较他劳农委员生活为最低者。布尔塞维克党的政务，每到了那困苦无计的时候，列宁就用他的聪明筹划一计，把党中的健壮精神就提出来了。列宁固然也是主张民主者，但是他的民主计划深而且固，现在他就在享那深而且固的民主计划的效果了，列宁本是个迷信理想家，然而这个迷信理想那却是实际历史了”(鹃魂，1920)，给予了列宁高度的评价。

在关于列宁的介绍中，傅立鱼对于列宁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有着清醒认识，他在《六个月的李宁》一文中写道：“李宁以他的脑力、以他的人格，不但是指导多数党，还指导着其余俄国的人们、欧洲的人们和着世界上的人们的呢……赞他的都是我们希望自由幸福的平民，骂他的不过是那些专制无艺的军阀、贪得无厌的政客和富而不仁的富户财东罢了。”(鹃魂，1920)

在关于列宁的介绍中，傅立鱼盛赞列宁以身作则、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勤奋和睿智的风范。他在《六个月的李宁》一文中写道：“李宁要教普通社会行的事情，必先从自己做起。如同大众吃的黑麦面包和粟米粥，他自己和他夫人、他妹子食的，也是一样。革命党一天做十二点钟至十五点钟的事，他每天亦办理十八点钟至二十点钟的公事。他热心国务，往往废寝忘餐。他固然是非常忙碌，却常在各处演说，凡是新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必明了正确判断，指示出很适当的处理办法。听的人亦就当时得一条能着手实行的道”(鹃魂，1920)。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盛赞和推崇列宁的同时，傅立鱼还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视角，思考列宁思想对于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照十月革命也反思了我国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六个月的李宁》一文中，傅立鱼写道：“李宁各种的长处，教人钦服。且足以做我们的模范……我们若希望中国的安宁富强、人民的幸福快乐，是不可不学李宁的做法。虽然其中有个有国家观念和没有国家观念的分别，但是忠诚、崇实、公正、坚忍、强毅、精密等行事的态度、方法、精神、意志是没有差异的。”(鹃魂，1920)傅立鱼借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深刻地分析总结了我国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训：“那年(1912年——笔者注)急于议和，不把革命事业搞彻底，却说是使同胞互相残杀有失本来救国救民的宗旨，就硬加上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名，还说仁慈，哎，简直是软弱罢了……倘若当时孙文再有强毅、精密两种美德，还何至于弄到今日这班牛鬼蛇神出来扰乱国家、戕贼人民呢?”(鹃魂，1920)

对于当时俄国声名煊赫，一度被视为列宁“亲密战友”甚至相提并论的托洛茨基(当时译为杜罗茨基)，《泰东日报》虽也有介绍和赞誉，但总体而言评价不高，甚至点名斥责“杜罗茨基向暴烈……容貌残忍，性质暴烈”(鹃魂，1919)，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泰东日报》对托洛茨基的准确认识。

伟大的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噩耗传来，《泰东日报》在此后至当年5月份，发表了大量中苏两国人民追悼列宁的新闻报道，全面介绍了苏联人民、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对列宁的哀悼和崇敬，以及继承列宁遗志的坚定决心。 报纸报道“氏之主义是共产，氏之事业，是经过几许困难，曾有决心的肉体与精神上之牺牲，作阶级的斗争，最后于一九一七年得获胜利，以徒手空拳，把根深蒂固、有无上实力的俄国专制国体推翻，树起一面最鲜明的旗帜，建设成劳农政府”(鹃魂，1924)。这对列宁的光辉一生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

(三)介绍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习近平，2021b:117)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泰东日报》基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文章及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报道，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理论和实践，很大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指导作用，成为东北地区，特别是大连人民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媒体，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傅立鱼领导下的《泰东日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进行了大量介绍。傅立鱼虽然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但是他与陈独秀交往深厚，曾受陈独秀委托创办了“大中印书馆”，并在大连地区发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共产国际决议案及宣言》《新青年》等马克思主义书刊和革命书籍。在傅立鱼的支持下，《泰东日报》发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文章，其中包括《通俗的世界潮流》《新旧思潮之激战》《五一劳动纪念日》等李大钊的文章;《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等瞿秋白的文章;《中国革命党应该补习的功课》《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等陈独秀的文章;《何谓帝国主义》等李达的文章;《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其影响》等恽代英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国家》等国民党右派沈玄庐的文章。

此外，还发表过日本共产党人佐野学的《中间阶级的社会主义论》(存统译，即施存统)文章，并曾用多期连载了《马克思主义问答》对宣传马列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初认识，有助于东北人民特别是大连人民认识祖国的前途命运。《泰东日报》在刊发这些文献的同时，也表示了鲜明的赞成和坚决拥护，“我国居高位者，或拥兵力以从事豪夺，或藉政权以图聚敛。是以数年以来，贫者日苦朘剥，而贵者日以富饶。故不可不倡社会主义”(傅立鱼，1919)，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性。

在上述《泰东日报》刊发的文章中，李大钊的文章最为重要。在《通俗的世界潮流》中，李大钊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并指出，“这回德国的失败，不是败于外部的强敌，乃是败于内部的国民。这个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以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李大钊，1919)，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必胜前途。在《五一劳动纪念日》中，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劳工之德，诚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深、江河之悠远，吾人诚不能忘也、不能忘也”(李大钊，1923)的重要贡献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重大意义，号召“欧美劳工界既开导在前，吾东方之劳工，亦断然不能不步伍其后，不过地位既不同，时日遂有迟速耳……祝中国劳工之醒觉、亚洲各国劳工之振奋、世界各国劳工之进步”(李大钊，1923)。

(四)介绍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

《泰东日报》目睹了中国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北伐战争等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以报纸的报道记录了中国革命运动兴衰成败的历史进程，并集中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有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确保了东北地区特别是大连地区人民及时了解了中国革命情况，对推动东北地区特别是大连地区人民提高革命觉悟，支持和参与革命进步活动，都起到了独特的革命作用。当时中国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影响而举行的一些重大革命活动，《泰东日报》都做了及时的报道。

例如，五四运动、“五一”纪念、毛泽东领导的湖南人民抗议军阀赵恒惕杀害工人骨干黄爱和庞人铨的斗争、苏兆征和林伟民领导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刘少奇和李立三及国民党左派陈友仁领导的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以及同时爆发的收回九江英租界斗争)、李大钊就义等重大事件，都曾在《泰东日报》上留下印记，在当时推动了东北人民特别是大连人民的救国觉醒，今天则成为宝贵的史料和历史记忆。

《泰东日报》不仅对上述革命重大事件做了及时报道，而且表明了旗帜鲜明的立场，在报道中痛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暴行。在关于香港海员罢工的报道中，《泰东日报》记载，“航务停滞至一百六十余艘之多，旅客怨嗟、交通梗塞、物价飞涨、百姓受累。呜呼!英人之肉不足食矣”(《泰东日报》，1922年2月28日)，愤怒地控诉了英帝国主义者荼毒中国香港人民的暴行。尤为难得的是，尽管身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但《泰东日报》对日本侵华罪行也绝无丝毫包庇袒护。针对“五卅”惨案，《泰东日报》报道一针见血，公开披露了日本政府镇压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对策，正告;“日人之一部分人士亦不惜尾英人之后，异曲同工，加入合作，不问同种同文关系，而事煮豆燃萁，亦可痛矣!”(傅立鱼，1925)

自然，《泰东日报》所表现出的反帝爱国立场，引起了大连日本殖民当局的震怒，在报纸刊出的当天，处罚《泰东日报》禁售一天，《泰东日报》并未畏惧，于次日在报端发表了抗议意味的声明：“昨日本报为刊载沪上暴动风潮，曾不惜据事直书，唤起闻者同情，而乃突被官署禁止当日发卖，在本报向以正义人道为依归，不知隐讳于国际关系，则尤不能坦此抑彼、否闻直曲，区区此意，谅为闻者所同情也。”(《泰东日报》，1925年6月7日)

对于北洋军阀卖国残民的罪行，《泰东日报》更是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在五四运动之际，《泰东日报》即撰文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逮捕陈独秀的暴行，谴责：“北京政府之捕风捉影，诬赖贤良，其自戕元气，令人瞠目，实可哀也。”(《泰东日报》，1919年6月25日)关于“二七”大罢工的报道，更以“罢工工人纪律严明鄂萧(直系军阀湖北督军、“二七”祸首之一萧耀南——笔者注)待工人如土匪”(《泰东日报》，1923年2月13日)的醒目标题，将刽子手的血腥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纵观《泰东日报》对上述重大事件的报道，其鲜明特点在于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早在五四时期，《泰东日报》 曾鲜明地报道：“希望以真正的民意，另组织一个神圣尊严的政府。”(《泰东日报》，1919年6月24日)这充分肯定了五四运动和北京爱国学生的行动。报道还高度肯定了“五四”胜利是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天下无不可抗之势力，只要势力下之人同心协力，拼死不屈，则未有不获最后之胜利也……甚望我学界同胞，今后万事皆本此不屈不挠之精神、敬业乐群之至性做去。则神州陆沉之日，当可消弭于无形也。”(《泰东日报》，1919年8月3日)

经过对香港海员罢工的认识，《泰东日报》更增强了对中国工人阶级作用和特性的认识，盛赞“盖此次该工等之怠业，其特异之点，有使人且惊且叹者：一、该等职工，始终固结团体，不为利诱、不为威胁;二、该等竟能如此惨淡罢工之后，请愿广东省署及市政厅，愿筑公路作为此次罢工之纪念;三、该等此次风潮，不但上海之同业踊跃帮助，而全国各界几于咸表同情。四、广东政府始终未加干涉，由斯种种以观，中国之工界前途，盖殊有望也”(《泰东日报》，1922年2月15日)。

经过大革命，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的实践，《泰东日报》又开始对农民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有所认识，肯定“湖南人民，近数月来因受革命怒潮鼓荡，对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每直接行动自谋解决”(《泰东日报》，1927年2月16日)的革命义举。基于上述认识，《泰东日报》坚定地预言，中国革命将与英法俄等国家的世界革命一起“有开一新纪元的史的生命也”(《泰东日报》，1926年10月17日)。这个预言虽然因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而暂时推迟，但最终还是被历史所印证了。

作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直接领导了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革命斗争。《泰东日报》在1927年关于奉系军阀勾结日本帝国主义逮捕杀害李大钊事件的报道中，高度赞扬了李大钊的坚贞不屈精神和共产主义者的高尚人格。“闻李大钊受审问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及该党之工作。但否认近日对于北方有何密谋而已。昨日外间所传其供词，纯属臆测。李被捕后，某方要人以其历任各大学教授，颇著声望，不能与一般共产党员相提并论，故有特别从宽处置之议。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泰东日报》，1927年4月12日)其赞誉了李大钊“李大钊宣传赤化，为公共谋幸福……虽死犹生”(《泰东日报》，1927年5月12日)，表达了大连人民乃至东北人民对李大钊同志的深切怀念。

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泰东日报》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的报道，成为对大连地区革命斗争的有力推动。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消息，经过《泰东日报》报道，“传到殖民地的大连，像吸铁石一样吸引了许多工人，如沙河口工厂进步青年傅景阳和于景龙、唐宏经、王立功、高级三等人时常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决心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组织起来，为争人权而战。他们筹划建立工人团体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刘功成，1989:75)。

在五卅惨案爆发后，在傅立鱼的领导下，《泰东日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声明，并公正报道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同时积极宣传全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活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大连日本殖民当局严密戒备之下，《泰东日报》还利用自身优势，主动承担起了组织大连人民反帝爱国斗争、支援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职责，连续发表了大连工人、学生和各界群众追悼上海等地殉难烈士，积极募捐支援全国同胞的消息，记载大连人民为上海同胞募捐的盛况。

谴责亲日派分子“对目下沪上失业之数十万同胞，反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泰东日报》，1925年6月24日)的残酷行径，揭露他们的“冷血动物……决无心肝”本性(《泰东日报》，1925年6月25日)。由于《泰东日报》的宣传和组织号召，大连地区出现了“五卅”爱国运动和爱国斗争。对于以中华工学会和“四二七”百日大罢工(大革命时期北方地区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反帝罢工)为代表的大连人民革命斗争中，《泰东日报》一直仗义执言，痛斥日本资本家“用尽机关、流弊社会，误人亦误己也”(《泰东日报》，1926年7月1日)。强烈要求：“希望资本家及早觉悟，改良工人生活待遇，与工厂也是有益的。”(《泰东日报》，1926年5月31日)在革命形势严峻的时刻，《泰东日报》阶级立场能够在白色恐怖下旗帜鲜明，体现了革命精神。

这些支持革命活动的进步报道，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恐惧，并对不屈不挠的大连人民实施了反革命镇压活动，不断抓捕参加罢工的工人，同时也对《泰东日报》的灵魂人物、一贯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傅立鱼发出了威胁，并设法毒死了金子雪斋。尽管傅立鱼当时是大连市会议员，是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尊重的所谓“高等华人”，且拥有专有的所谓“法律特权”，但是，在激烈的反帝斗争和民族斗争面前，日本殖民当局直接派遣其检察官和警察，强行搜查傅立鱼的私宅。 “大连警务署长对新闻记者言：可恨日本无枪毙之治律，否则立将傅立鱼枪毙之。从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之愤怒矣。”(《民国日报》，1926年7月27日)这表明，傅立鱼和由他主导的《泰东日报》始终是坚持革命立场和爱国进步立场，支持人民进行反帝正义斗争的。

《泰东日报》从1918年至1931年期间，在东北地区对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活动进行了有力的宣传。《泰东日报》当时的宣传立场一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但是，这些客观报道和宣传具有先进性、战斗性和革命性，极大地激发了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爱国热情，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大连地区培养了大量的革命骨干力量，对于推动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和削弱了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其历史作用和贡献是无法被替代的。

三、结语

《泰东日报》作为创刊于清末民初的大连市第一份中文报纸，虽然是日本进步人士、汉学家金子雪斋创办的报纸，但是，从1918年至1931年期间，大连《泰东日报》在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东北地区代表人物傅立鱼、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涛和日本进步人士金子雪斋主持下，以大量篇幅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介绍了世界革命高潮、介绍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和活动、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在东北地区传播的主要渠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作者/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牟岱

作者简介：牟岱，男，辽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文史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

来源：《东北亚外语研究》(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948(2025)02-0016-11)

说明：本文关于《泰东日报》和《民国日报》的内容引用，均是笔者在大连市档案馆所搜集到的原版资料，因为年代久远，个别资料的作者信息以及题目已经无法查证，故本文中只能用报纸出版的具体日期表示引文内容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