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殷商王族的后裔。

根据《史记》提供的孔子家谱，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王室后裔‌。微子启(微子开)是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的庶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周成王时期微子启被封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宋国，爵位为公爵。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继位，微仲就是孔子的第十四世祖。孔子之所以生在鲁国，是因为孔子的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贵族争斗，逃到鲁国。因此，孔子实际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

作为殷商后裔的孔子，推崇周的礼仪制度，并以实现周的理想制度为自己的使命。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的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二代，他遵从周的礼仪制度，孔子终生以周公旦制定的道德和政治规则的继承者自居。

作为商王族后裔，孔子“从周”不“从商”，并在继承周公文化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开创了儒家学说，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体系。

孔子推崇周文化而不推崇殷商文化的原因，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孔子仁学思想决定了他服从周而不服从商。

孔子学说的核心就是“仁”，周的礼仪制度符合孔子的仁学思想。何谓“仁”?许慎的《说文解字》说：仁，相人偶也;从二人。“从二人”，说明“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他人的态度和行为问题，《孟子》精辟地解释了仁：“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仁学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提倡广泛的理解和体贴他人，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孔子“仁”的思想超越了人际交往范畴，扩展到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到孟子时期形成“仁政”思想。

孔子“仁“的思想就是从周代的一系列礼仪制度和周王朝开创者的施政行为中总结提炼引申出来的。商代视人命如草芥，墓葬中可见大批人殉，而周代则很少见人殉的情况。周初首领周文王曾被囚禁于商，深知商代杀人及人殉的弊端，周建国后一改前朝，实行仁政，大肆分封，以移民、迁都等方式对商代文化进行改造，几乎杜绝了人殉制度。

特别能体现孔子对周公礼仪制度尊崇的，是《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反对商朝的残酷人殉，甚至以人形陶俑代替人殉葬也不行。从孔子这反对人殉的决绝态度中，可以看出孔子爱惜生命的主张。考古发现，在孔子生活的春秋鲁国，墓葬中殉人也非常少见，这与周公礼仪制度推广有关，孔子也肯定从中受到影响。孔子仁学思想就是对周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他创立的儒家重要的原因，是商代重杀戮，而周代树仁德，孔子要解决的是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带来的社会失衡。所以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二、孔子继承优化的历史发展观决定了他服从周而不服从商。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优化的过程，每一个时代必须在前这次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周的礼仪制度是对夏商礼仪制度的延续和优化。他详考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而又进行了增减，周礼又是以殷礼为基础，而加以增减损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后一代总要对前一代的文化遗产加以吸收、改造、优化，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这是孔子开放的历史发展观。

周公制定的礼仪制度，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因此，“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革命。孔子之所以从周而不从商，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周以礼乐文化、宗亲文化，代替商的巫鬼文化、祭祀文化，是周对夏和商的继承优化，是文明的一次升级。

三、周王朝开创者的政治行为符合孔子“仁政”的政治文明理想

孔子的仁政思想主要包含：重视民生，认为统治者应关心人民的生计，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尊重人权，强调尊重人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尊严权等，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歧视。公正司法，主张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使人人都能享有公正的待遇。重视文化教育，认为教育是实现仁政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增强人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和谐社会，主张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使人民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发展。社会治理强调忠诚和孝道，认为这些美德是实现仁政的基础。重视社会等级分工，认为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应该遵守各自的职责和义务，以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繁荣。主张在道德和行为上保持适度，即“中庸之道”，反对极端。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人物中，只有周王朝开创者的施政行为符合孔子仁政理想。

孔子的仁政理想，只有从周王朝历史人物的身上才能看到。《史记•周本纪》中记载的周的祖先之一古公亶父，不计较个人权力，以民众福利为施政标准。他的两个儿子为了让父亲顺利立第三个儿子接班，逃亡楚地，纹身断发。他们的行为在中国政治史上，可谓凤毛麟角，极其稀罕。在自己的权力和民众福祉之间放下权力包袱维护民众福祉，在权力交接过程主动放弃权力斗争，使冰冷厚重的历史增添了一丝温暖，也使孔子仁政理想有了一个标本。

《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dǎn fǔ)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太王不计个人进退出处，惟民众福祉是从，着眼公益而非私利的政治家形象于此可见。对于一个握有权力的人而言，以民众为代价来显示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因为承担后果的从来不是它们，所以在个人权力和攸关多数人的命运的关头，。太王虽然没有秦始皇、汉武帝那样的丰功伟绩，但他能放下权力包袱，为民众幸福而甘愿忍辱负重，这种担当而非软弱所表现出的退让，比两个暴君以及之后那些独夫不可一世的虚妄形象更为肃穆庄重。

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史记.周本纪》也有太王迁岐，太伯、仲雍(又名虞仲)亡如荆蛮的记载，他们没能用野心与铁血奠定自身的历史地位，但他们却在冰冷厚重的历史底蕴之上，为这个盛产权利动物的民族，增添了一份颇具仁爱精神的政治文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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